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铁道部、公安局调到中纪委工作的。先是参加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工作，后来到六室工作，一直干到离休。我十几岁的时候，在上海当纱厂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中共地下党，立志投身革命，梦想改变劳苦大众的生活，让国家振兴、民族富强。几十年来，我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我自始至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对党的信念从来没有变过。是党培养和教育了我，党组织就是我的家，我什么事情都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到哪里就在哪里干，而且要努力干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重托。

我到中央纪委工作的时候已经50多岁，因为我之前是在公安机关工作，当时调过来是参与查办“两案”也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两个案件实际上还是有所区别，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是新成立的中央纪委重新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进行党内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是承接原来的中央专案组继续审查。

1979年春，中央成立了“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是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成员有黄克诚、王鹤寿、刘顺元、张启龙等。领导外单位“两案”审查工作主要是黄克诚负责，“两案”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王鹤寿负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解放军总政治部检察长曹广化任主任，还有刘鸣九、刘丽英等六七个副主任。办公室下面又分审讯组、审批组、材料组、秘书组、复查组等协作小组，我在的审批组主要负责副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处分审批。这项任务工作量很大，人很多，所以又分了六个小组，我是负责西南、西北的，有的时候也参加其他组的审理。

我到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接收案件材料，林彪案的材料在公安部，“四人帮”案的材料在中央办公厅。清点工作花了一段时间，交接清楚以后拉回到“两案”办，大概有好几十箱，全由自己搬运。各省市报来的案件材料很多，我们就到机场接人、接材料，将大包大包的材料背回来，起早贪黑忙碌不堪，十分劳累。

一开始，参加“两案”工作的人员很少，也就几个人，人手非常紧张，办公条件也很艰苦。中组部二楼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室，有一个大台球桌，我们就在那儿办公，没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一边开展工作，一边充实人员，从部队、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陆续抽调了几十个人。人多了，办公条件更紧张了，后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就跟中组部借了板凳，在楼道里边办公。

虽然办公条件很艰苦，工作任务也很繁重，但是党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好。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对“两案”审理的处理方针是教育挽救大多数，打击惩处极少数。胡耀邦同志也讲，“两案”处理的同志不要单纯从一个方面来看他的错误或者罪行，要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他到底犯的什么错误，这些错误是什么性质。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准确把握政策，尽量少判刑，纪律处分、批评教育大多数。当然最根本的精神是实事求是，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办冤假错案，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文书材料调查人员都要亲笔签名，领导审批，所以必须严肃认真，因为这不仅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我审理了很多案件，其中印象深刻的一个是某省委第一书记。他的主要问题是在接待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时发生的。

我们认真研究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认定他确实是有错，在当时虽说是执行上级命令，但只要按规定执行就行了，不应该讨好林立果他们，主动向他们溜须拍马。考虑到他诚恳认错，态度也挺好，我们认为也可以不处分。后来我们向领导报告，领导就找他谈话，他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比较深刻，领导也同意不给处分。我们又跟省里的领导做工作，之后省里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相关材料整理好向中央书记处作了请示报告，中央最终同意了我们的意见。

政策落实之后他非常高兴，打电话来和我说，自己犯了错，组织给我宽大处理，从中受到深刻教育，非常感谢组织的帮助。我说，你要感谢党中央的政策，党中央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犯了错误，应该受到教育。

处理“两案”，对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是非，有着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把党内颠倒的东西扭转过来，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打下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

“两案”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就到六室工作了，老六室当时负责联系西南、西北，总共就两个处，我所在的处主要负责联系西北，西南的工作有时候也参与。到纪律检查室后，工作重点就发生变化了，不单纯是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主要任务是维护党风党纪。当时党风问题群众反映比较多的，一个是多占公家房子，还有就是吃喝风，另外，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当时我们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做好这个工作。一方面是树好正面典型，总结哪个地方的领导班子比较正、作风好，在抓党纪党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有什么好的经验，把这些宣传推广出去，当时我们宣传的典型有陕西的吴起，还有一个是宁夏的中卫，这两个地方的班子好、作风正，不仅党风政风优良，而且也促进了经济发展，生产也上去了，所以我们就总结他们的经验加以推广。

另一方面就是抓反面典型。我记得有个案子是陕西的一个厅长，到县里面去检查工作，去了以后县里用公款大摆酒席。我们收到群众举报，就和省里联合查处，查清之后决定给予其党纪处分。他心里不服气，就反过来告我，说我是用“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来整他。事情报到领导那儿去之后，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该厅长用公款大吃大喝证据确凿，确实违反了党的纪律，破坏了党风，应该受到处理。分管副书记很支持我们工作，认为我们查得对，处理得也对，最终不仅对这个厅长做了处分决定，还发了通报。纪检工作就是得罪人的活儿，首先就得坚持原则，不能因为有阻力就害怕。谁有错误都得处理。

还有一个云南保山的问题也很典型。当时好多人都到云南去找地方种地，把树烧了然后开垦成耕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经媒体报道后，引起国务院高度重视，印发了一个紧急通知，严禁乱砍滥伐，保护原始森林。省纪委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可就是有一件事情处理不下去。云南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有好多树龄达几百年的珍贵楠木林，有许多被砍伐了。事发以后，砍伐的人因为犯罪被抓起来，批准砍伐的一个林管所长也被抓起来了，可这件事牵扯到保山地委一个副书记，遇到了阻力，处理不下去。

室领导派我去调查。省纪委组织了调查组，要弄清那个地方损失多少木材，这个地委副书记在案件里面有什么问题。调查后发现，这个副书记分管林业，在知道珍贵林被砍伐之后也没有制止，没把国务院的通知当回事，这是严重的政治纪律问题。另外，他不但不制止，还跟人家要楠木做家具。事实很清楚，错误也很明显，但因为他是地委副书记，很多人为他说情，没有处理他。查清楚后，调查组与地委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形成一致意见，省里给予这名干部严重警告处分，调离了岗位。

后来中央纪委领导到保山考察，有人就告我的状，说类似的情况不止保山有，其他地方也有，你们中央纪委的许毅就是盯着我们不放，要把我们当样板。实际上他是想翻案。中央纪委领导当时就提出了严肃批评，说你们根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样板不样板的问题，不论是谁、不管是哪，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受到严肃处理。所以说，纪检工作就是得罪人的，首先是坚持党的原则，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要怕打击报复。

回想这十几年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日子，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反腐败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纪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中央支持，有决心、有魄力，纪委的工作就能开展得好，纪委取得的成绩首先是党中央有力领导支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