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恢复重建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同志当选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我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过，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当时在光明日报社任保卫处处长，被抽调到了中央纪委。1979年3月，我到中央纪委报到，开始了我的纪检工作生涯。

1979年3月我报到的时候，中央纪委还没有开展正常的纪检工作。那时候中央纪委主要是办理“两案”，就是林彪案和江青案。

来了以后就开展集中学习，大概学了一个月时间。后来成立了第一个检查室。先后报到的有19个人，平均年龄41.5岁，都是科级、团职以上干部，我印象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穿军装报到的，而且大都是在军队里做保卫工作，其中有二炮、空军、装甲军等军种，还有人民大会堂的保卫处处长。除了做公安保卫工作的，还有“文化大革命”前中央监委，和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

当时的办公条件很艰苦，临时在中组部办公楼里面的一角办公。我们19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办公的地方大概只有几十平方米。那个年代都是黄色办公桌，一人一个小桌，木板椅子，领导和我们挤在同一层，共用一个公共卫生间，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副书记们有时候推门进来，拉一把硬板椅子一坐，就开始和我们研究工作。

吃饭在中组部的食堂，那时还用粮票，按照户口发的，分粗粮细粮，20%的细粮，80%的粗粮。从家里拿粮票到食堂里换饭票，自己带着碗筷，排队打饭。伙食很简单，一般只有两样菜，很少变什么花样。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食堂搞出来点新花样，弄了一锅卤煮火烧，大家排了很长的队，觉得是很大的改善。

那时候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当然买自行车也是要票的。委里发了几张自行车票，给了检查室一张，领导说票就给王再华吧。我就用攒的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买一辆自行车大概要150块钱，按照我当时的收入得攒两年多。那时基本上天天都要加班，一般到晚上9点多还在加班。有一天晚上，我加完班回家，机关后院没有灯，特别黑，我骑车一下子撞在一根木杆子上，前叉断了，摔在那儿，半天爬不起来。

那时候出差，到京外都是坐火车，那种绿皮火车，板凳都是木头的。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去河南出差，下了火车再坐公交车到省纪委。省纪委把介绍信拿去，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个地方住，自己交钱，之后再开展工作。那时候也有到外省出差的补贴，大概一天几毛钱。出差到各地去，都要持手写的介绍信，盖一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章，很庄重。管盖章的是中央纪委的副秘书长李之琏，是部级干部。我跟他开玩笑说，你级别这么高的干部来管公章。他说，这是我的职责。

当时，出差也没有皮箱、拉杆箱，见都没有见过，都是从单位借一个人造革的箱子。那时还没有羽绒服，要到冷的地方去，就从单位借一件军大衣。经领导和军委联系批了100件旧军大衣，解决冷的问题。尽管条件很差，但大家工作热情很高，生活上没有谁提过过多要求。

当时的条件跟现在没法比，有一次我冬天到安徽宿州出差，天气冷就披着被子写报告。还有一次到河南滑县，住在县委招待所，睡的是土炕，铺着麦草，麦草上面铺一个草席，半夜老鼠爬到耳边吱吱吱地叫。到陕北米脂县出差，看到公安局局长在土窑洞里面办公，在炕上盘腿一坐，披一件羊皮袄。公安干警夜间巡逻步行30多里，补贴3毛钱，喝一碗羊汤都不够。我们深受感动，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好作风应该传承下来。

我在中央纪委工作一直到退休，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查办案件，这是最主要的。第二是做好会议保障，召开中央全会，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及中央纪委全会，我常被抽调去参加会议的简报组，作会议记录。第三是参加巡视组、检查组的工作。

检查室组建初期，除了办理“两案”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年初开始查处违纪案件。当时我们室主任是刘鸣九同志，副主任是刘丽英等同志，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是韩觉民同志。1979年3月刚入职后的一天，韩觉民把我和另外一位同志叫到他办公室，说中央领导批来一个案子想交给我们办。这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成立检查室办的第一个案件。

当时，有一个人从香港给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写了封信，申诉自己受到了冤屈，要求调查平反他的有关问题。他原来在河南郑州工作，后来到了香港。我们接手这个任务以后到郑州等地查了一个多月，调阅大量资料，把情况都查清楚了，回来后写报告，提了处理建议，中央纪委领导批准结案。办结后整理档案才知道，这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第一批办结归档案卷。交给办公厅档案处时，他们一看，说整理得不错，比较规范，将其作为案卷归档的范例。我参与承办了中央纪委恢复重建后的第一案、归了第一份案卷档案，深感荣幸。

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纪委第一次评选先进工作者时，我被评为全委“先进工作者”，奖了个笔记本，我感到这是很大的荣誉。

在纪律检查工作中，我坚持的原则是“三个负责”：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调查事实负责。对党负责，严肃地讲，党交给我任务，是党对我的信任，我要对党负责。对事实负责，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原则和作风，我所做的调查不能有半点虚假，一定得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定要拿岀确确实实的证据，模棱两可的、拿不准的宁可不用。只有这样我才感到问心无愧。我可以向党、向中央纪委保证再过10年、20年，如果我调查的事实出了问题，我会负全责，我敢这么拍胸脯。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一名纪检监察干部的责任和担当。

工作中也会有委屈，要敢于面对，只要严守“三个负责”原则，心中就会坦然。我也受到过别人的诬告。有一次，有个地方检察院的检察长办理的一个案子有问题，省里让他纠正，他顶着不办。办这个案子的时候，他们抓了一个人民教师，判了人家15年徒刑，罪名是猥亵、侮辱12个小学女生。当时为了给这个教师判刑，逼着那些女学生抄的证词。这个教师出来以后到处告状，得到各级领导重视和多次批示，公安机关也都有明确态度，但这个检察长为维护个人名誉，逼迫当年的女孩重做假口供。我们调查清楚后写了报告，按照程序撤销这个检察长的职务。他不服，一直到处告我。中办信访室找我谈话，我说请组织去查，并郑重承诺有问题我负全部责任。他告了10年，最后组织作了结论，维持原处理决定。

我老家是西柏坡乡，当年中央组织部就驻扎在我们村，村里很多年轻人参加革命，有的到中央机关里做勤务人员。那时我年纪很小，大概十一二岁，人家说我小不要我，我很眼馋。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我一直想当兵，就在1951年3月参军入伍，被分配在中办警卫处(即后来的中央警卫局)。

“忠诚卫士”这个词，是我在中办警卫处工作时深深印在脑海里的。我刚开始理解的忠诚卫士，就是首长身边的贴身警卫人员。新中国刚成立时,社会治安还不好,夜晚还不时有打黑枪事件发生。所以那时首长出差，警卫工作很重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的一次出访，原定是从香港走，国民党特务买通了香港机场地勤工作人员，在周总理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炸弹。那次正好周总理临时变更行程，从昆明走了，从香港的专机起飞不久就爆炸了，包括警卫员、新华社记者、周总理的司机在内的人员全部遇难，里面有不少我熟悉的同志。首长出行的时候，贴身警卫人员在周围保护着，用身体挡着，随时准备以身赴死。我们一个警卫科科长，朱德总司令在战场上负伤，他宁可自己挨枪子也要把首长背下来。我理解，这种勇于以身赴死的精神就是卫士的忠诚、对党的忠诚。

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同志提出，我们是党的保健护士，要保证党的肌体健康。我们做纪检监察工作，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就是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不光当卫士，还要当忠诚卫士，要有卫士精神。我们手上有两把剑，一把是党章党规党纪，一把是宪法监察法，我们要用好武器、当好卫士。

我曾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7年，从老首长这一代老前辈身上耳濡目染学到了很多。首先是党的组织观念强，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陈云同志是党的副主席，仍会经常以普通党员身份过党小组生活。再就是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陈云同志从来不让夫人和孩子坐他的汽车，夫人都是骑自行车上班。1958年以后，首长身边工作人员大量精减，一些工作人员要么是回老家去了，要么是被安排了其他工作。陈云同志讲，你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咱们在一起是共同来为人民服务，你们工作调动由你们所在部门考察，不能以我或陈云办公室的名义去联系。要公私分明，这个念头深深扎根在我心里。比如说，我是中央纪委的干部，就不能以中央纪委的名义办私人事情，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用中央纪委的名义办自己的私事。

还有就是生活很俭朴。我曾负责过陈云同志一段时间的生活管理工作。每天买菜和油盐酱醋，一瓶醋多少钱，一斤菜多少钱，买回来，记上账，一个月用多少就从工资里面拿出多少，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陈云同志自幼失去父母，跟着他舅父舅妈长大，舅妈老了以后他将老人接到北京来自费赡养。那时候老百姓家做饭烧煤炭，陈云同志家里跟老百姓一样，烧煤球炉子做饭。他五个孩子，加上他们夫妻俩，一家七口人，后来还有老人一共八口，用煤球炉子做饭根本来不及。有时开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饭很长时间做不熟，等吃上饭就晚了。这件事后来传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到陈云同志家里来看，并说服陈同志夫人以后不能再用煤球炉子做饭，以免影响工作。

陈云同志常讲，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一点特权或高于人民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中央高级干部传给我们的初心和规矩。我始终也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有一次我到四川成都出差，星期日休息，有干部约我去转一下青城山，并安排司机陪我们。我说不能这样做，不能让当地花钱。我带着几个干部到广东出差，当地干部看到调查组有人抽烟，就拿来几条烟，送给每人两条。我说这不能要，得退回。人家说，都拿来了，怎么能退？我说能拿来就能退，反正我们不能收。我去深圳，那边天热，我们还穿着厚衣服，人家给我们每人送来一件衬衫。我说不能收，坚决退回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感到反腐败的力度是空前的，应该说自中央纪委恢复重建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大的力度，我心里实在很钦佩。尤其是下决心解决“灯下黑”问题，让我印象很深。我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壮士断腕的真正含义。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要清楚认识这些话是非常有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