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北人民监察院。当时号召“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接受组织安排，做的就是加强纪律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进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工作，国务院成立后转到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设的监察部工作，之后又先后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监察部工作。1991年从监察部离休。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监察院，最后又是从监察部离休，我与监察工作有着不解之缘。

1986年11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批准设立监察部。同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提请，决定设立监察部。经过半年多的筹备，监察部于1987年6月成立。我到监察部工作时已经62岁了。

当时中组部的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参加组建监察部的相关工作。我说我已经60岁，马上就要离休了。他说你身体还很好，而且你写过报告，呼吁重新设立监察部。最后，我还是到监察部工作，一直干到离休。

当时我感觉到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腐败现象有所增多。回顾过去监察委员会和监察部的工作，比较好地惩戒了腐败，对确保国家中心任务的完成起了很重要的的作用。撤销之后产生的问题就是，党纪、法律有专门机关管，政纪问题没有专门的机关负责。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成立行政监察机构十分迫切和必要。所以我认为，重建监察部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是十分英明正确的。

监察部刚组建的时候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尉健行同志任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原来在中央纪委工作的老同志刘鸣九任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徐青同志、何勇同志任监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四个部长、四个秘书、四辆小车、四个司机，其他的一无所有。国务院的要求是，一面组建一面工作。

刚组建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不太好，办公是在北京近郊区租的民居，伙食也比较简单。大家住得较分散，班车只能集中到一个地方接送上下班，每天长途跋涉，工作也比较劳累。但是大家热情都很高，有一种艰苦创业的劲头。在当时那个艰苦环境之下，我们首先抓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清查涉外经济合同。实际是对几年来落实中央涉外经济工作方针政策的一次大检查。当时涉外经济合同的问题还是很多的，贪污受贿，泄露和出卖经济情报，还有因为对一些外商的伎俩警惕不足而受骗上当，等等，造成重大的资材浪费。监察部当时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包括部长、司局长在内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尉健行同志跟我们一起研究怎么查，因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要有专业的经济知识。当时从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共动员了几万名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对1984年以来签订的涉外经济合同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清理。经过一年的努力，一共清理了与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的进出口贸易和设备技术引进合同171万份，涉及金额1600亿美元，发现带有疑点和问题的合同5500份，立案查处贪污受贿、渎职等违法违纪案件523件，为国家挽回了一大笔经济损失，可以说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接下来第二项工作就是查“官倒”，保证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时的倒买倒卖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一些干部和他们的子女倒卖国家的紧缺物资牟取暴利，其中有些还侵吞国家财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这项工作主要是靠下去抓，到各地去开会研究部署怎么查。当时我所在的五司在兰州召开陕甘宁检查清查会议，传达贯彻领导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工作。各地都很重视，工作开展也很顺利，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

第三项工作就是查办重大案件。从前面两项工作当中发现线索了，接下来就要查处，当时特别强调重点查处涉及高级领导干部的案件。我记得当时查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因为受贿和支持投机倒把、非法倒卖活动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是监察部成立以后查处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当时也属于一个大案了。

当时监察部对各省区市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指导抓得也是比较紧的。筹建的时候，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就都分别到各地去指导工作，指导他们尽快健全监察机构。监察部成立之后，各地的监察局相继都成立了。后来，各地方又陆续举行监察工作会议，我们一些领导也都分头参加，指导工作。

早期工作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成立监察学会，这对推动监察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不仅是监察部的同志，其他有关的专家、学者都聘请来参加学会。学会理事也不受年龄限制，我也是其中的理事之一。学术交流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交流访问，了解国外的监察体制和工作经验。出访回来都有工作报告，这是十分开阔眼界的，对我们开展工作有借鉴作用。

回想几十年工作生涯，我认为纪检监察工作要坚守的第一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体现在审查调查中就是证据一定要确凿，一是一、二是二，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采取的措施也要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又要适应情况，从实际出发，合情合理。比如上面谈到的沙比尔案，我觉得我们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都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最后才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沙比尔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干部，被一个女商人拉下水，最终落得这般下场，教训十分深刻。这个女商人主要做哈密瓜生意。当时新疆乌鲁木齐火车运输能力有限，谁能把哈密瓜运出去，谁就立刻挣大钱。沙比尔于是就给她批条子，让她能把哈密瓜运出去，她马上捞大钱。沙比尔直接接受贿赂的钱是很少的，关键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这个女商人牟取暴利。其他有些人找不到车皮，货物装不上车，在车站堆积，日久变质，造成损失浪费。沙比尔当时很糊涂，并没有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也有过思想斗争，想找党委书记交代自己的问题，但最终没有开口，一直到案发。

沙比尔对相关问题开始并不承认，但是因为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向他严肃指明后他就如实说了。因为他态度比较好，最终给予从宽处理，免于刑事起诉。但是他的问题确实存在，影响很不好，所以中央纪委决定给他开除党籍处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决定撤销他副主席职务，我认为这样的处理也是合情合理的，在当时来讲也是比较成功的。

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刻体会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工作情况下，监察部在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等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现在党中央更加重视纪检监察工作，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接下来的工作机制更顺畅，开展工作也更有力。

说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我体会有三点突破，第一点就是把反腐败的力量集中起来，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第二点就是监委与纪委合署办公，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三点是依法赋予监委相应的监督调查和处置手段、权限，能够依法独立开展工作，不受干扰，实现了权威高效。因为我从新中国成立前就在监察机关工作，一直到从监察部退下来，对这个问题从正反两方面的感受比较深切，所以我体会这是一个非凡创举，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飞跃，这项工作成果和效能已经显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