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履历很简单，从1982年转业到机械工业部纪检组开始，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做纪检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一线从事纪律检查工作。

在漫长的岁月中，厦门远华案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之巨、涉及面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厦门远华集团于1994年成立，到1999年案发，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5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

1999年4月，海关总署纪检组、监察局收到一封长达74页的检举信，揭发厦门远华走私犯罪集团利用各种手段走私数百亿元货物。4月20日，根据中央领导批示，中央纪委监察部成立“4•20专案组”，会同海关总署、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中央金融工委、国家税务总局等单位调集专门力量，对厦门特大走私案展开全面调查。这个案件查的时间很长，我在这个调查组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后来，本案共审查涉案人员600多人，有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因职务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近150人。1999年逃亡加拿大的主犯赖昌星，后于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赖昌星终于认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远华案的成功查办，一方面靠的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周密的组织协调，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严厉查处腐败分子、坚决惩治贪腐的坚定决心。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查处，严惩了一批隐藏在海关内部的犯罪分子，促进海关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管理和警示教育。1999年中国海关税收首次突破1000亿元，打到1591亿元，增幅高达80.8%。2000年海关税收跃上2000亿元新台阶，达到2242亿元。2003年海关税收完成3711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些大幅增长的数字背后当然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结果，同时党和政府果断打击走私、遏制腐败也是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

在中央纪委机关工作的岁月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领导同志身先士卒、以上率下、亲力亲为。比如，调查厦门远华案，何勇同志是领导小组组长，他每天日程都很满，不可能长时间留在厦门处理相关事务。于是，他每个月都会利用一个周末专程到厦门连续工作几天，听取各专案小组汇报情况并安排布置工作。有时案件遇到重要节点，他会及时赶到一线，会同公安、海关等部门的同志分析、研究案情，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干以胜、吴定富等领导同志深入前线，一直与我们吃住在一起，制定方案、组织协调，排除各种障碍，亲自与重点审查对象谈话。我想，若没有他们这样的工作态度，若没有他们这样以身作则、同甘共苦，很多问题很难解决，或者说不能及时得到解决。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同志带领同志们办的几个案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黑龙江韩桂芝案，并不是说处理了韩桂芝，工作就结束了，刘丽英同志组织队伍循着线索深入挖下去，根据涉案人员不同的情况做了严肃处理。通过这起案件，举一反三，同时也摸清了黑龙江干部队伍的底数，摸清了当地政治生态。与之相同的还有辽宁慕马案、河北李真案，这些都是中央纪委案件检查工作中非常经典的案例。嫉恶如仇，不放过任何可疑线索，一查到底，是刘丽英同志一贯的风格，实在是令人敬佩。

我们跟着王德瑛副书记办理案件是非常痛快的。为了工作，王德瑛同志能拍桌子批评我们，毫不留情。但我们服气，确实是我们犯了错误，或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通过几次批评，我觉得自己成长了，心里是由衷地感激和高兴，王德瑛同志是为了工作，是在帮助我们尽快改正，尽快成长。

中央纪委监察部老领导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我，我学到了很多，真是终身受益。

我们的工作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并不是说我们一拍桌子，调查对象就能主动说清问题，要靠证据、靠事实、他才会配合。取证也一样，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取到，也不是所有涉及的人都能如实提供。调查人员都得动脑筋想办法，不断在实践中充实和提高自己。

刘丽英同志说过办案就得“板上钉钉还带拐弯”。领导这么手把手地教我们，我们也都这么带下属。要实事求是，把案件办扎实，办成铁案。

我们在调查胡长清案时，调查后期，除发现经济问题外，还发现他与党离心离德，办了两本假护照。我们就此问题找他谈话核实，谈话中他承认托人用假护照办了去新加坡的签证。但我们找到的两本假护照，都没有去新加坡的签证，其中一本有马来西亚的签证。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找到“第三本护照”，我又找他谈话，让他交出有新加坡签证的那本护照。他看了看两本护照，指着有马来西亚签证那本说“就是这本”。我感到很奇怪，对他说，你是北大毕业的，怎么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英文签证也分不清？他很尴尬，含含糊糊，跟我们打哈哈。我觉得不对劲，把他的档案原件调来，结果发现，他档案里函授的北大毕业证和北大法学学士证全是假的。

有一次，我与一个被关押的涉案对象谈话。我无意识地说“今天请你谈谈什么什么事情”，他就愣了，一会儿眼圈红了，哭了起来。他说，我到监狱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有人谈话用“请”。他就觉得我对待他不一样，接着就把我要了解的事情全如实说了。

我用了个“请”字，是平时说话的习惯，他当时一愣，我还以为是自己在这个场合用词不当，没想到却无意中触动了对方的神经，感动了他，起到意外效果。这件事启发了我，我就注意看一些有关心理学和审讯方面的书籍，不断充实自己，与调查对象谈话前要做好功课，包括了解、掌握谈话对象的心态，努力寻找开启对方心门的钥匙。

我出生后没几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以我是名副其实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党的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我在工作中，看到党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些问题，真是痛心啊！我就希望我们党好，做纪检工作是给党的肌体挖蛀虫，是为了让我们的党更加健康，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职责所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