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

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胡耀邦同志落实干部政策，开展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从各单位借调一批干部。我当时是教育部中央电视大学的组织处处长。借调是1978年12月29日上报名单，30日就批准了。1979年1月1日到中组部上班，参加接受原“文革”办的中央专案材料工作。不久，借调的30多名干部陆续回单位，从中选了10名干部继续工作，我就被正式调到中组部。

大约搞了四五年时间，中管干部落实完政策之后，我被任命为信访处副处长，继续落实全国各地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那时候信访特别忙，每个人平均一天都要处理八九十封信，满满一筐，每封信都要认真登记处理。1986年我晋升为副局级干部，1987年恢复组建监察部，我们10余名干部被选调参与组建。组织考虑到我是学经济的，任命我为一局副局长（后改为一司副司长），负责联系经济和工业系统有关单位。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翻车了。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列车上人满为患，所以死伤很多，事故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我参加这个事故调查工作以后，翻看了好几本现场照片，情况非常凄惨，看了以后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那场景都历历在目。

事故发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要求立即彻底查清。相关部门抓紧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是尉健行同志，副组长一位是时任公安部长王芳，另一位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具体参与单位有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经委、劳动部等，每个单位都派了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公安部刑侦局的一个老局长，我是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是公安部交通局副局长。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由8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这8名专家都是从各个铁路局和铁科院选来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技术力量很强。

要想查清事故原因，就必须到现场去调查。因为事故发生在贵州的大山上，荒无人烟，没水没粮。当时我就向领导请示说我要去，领导也同意了。到那儿之后发现条件确实艰苦，海拔高，气候也很特殊，出太阳的时候穿单衣，晒得脸上蜕皮，一阴天就要穿棉衣。于是我们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阴天刮风就穿上。水土也不服，很多人吃了饭就拉肚子。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到实地勘察，跟着专家沿着铁路勘察，火车一来就赶快躲到旁边，火车过了再继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还要继续勘察，晚上组织讨论。每天晚上开完会，还要坐火车到专区去运粮运菜运水，等再坐火车回来天就快亮了，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所以勘察一个多月，每天在火车上睡觉。

这个事故发生得很奇怪，前面的车头和第一、二节车厢进站了，中间的车厢却翻了，其中有一节车厢从山顶滚到山下都摔碎了。情况比较复杂，总共作过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说事故原因是电线脱落把火车剐翻了。因为那个地方正要通电气火车，当时没通但是线路修好了。调查认为因为风速太大把电线吹断了，吹断了以后火车正好经过，刮到车头上把车剐翻了。但是后来经过研究把这个结论否了，铁科院专家经过多次试验，综合电线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疲劳试验等各方面情况，认为当时的大风不可能吹断电线。

第二个结论是司机酒后高速驾车，所以在拐弯处侧翻了。而实际调查的时候司机坚决不承认，另外经过专家根据当时行车记录的速度等数据测算，在拐弯处还达不到翻车的程度。

第三个结论就是我参加的这次调查做出的。当时监察部刚成立，尉健行同志提出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有专业知识，不能外行调查内行。办什么案件你要懂得什么，要钻进去，要向专家学习。我就牢牢记住这条，专家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开会讨论我听，平时聊天我也听。因为涉及很多物理、数学、冶金、材料等方面的知识，不这样做是弄不懂的。经过我们这次勘察，专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转弯的时候，火车一个部件脱落了，脱落以后掉到铁轨上，列车正好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发生了侧翻。

出差回来后第二天，尉健行同志的秘书就通知我去汇报。到机关以后，秘书跟我说，不巧，尉健行同志要到国务院去开会，两点钟走，你坐到他车上向他汇报吧。于是我就坐在车上向他汇报。那时候监察部在皂君庙附近办公，到国务院开车得40分钟，我也没拿本，一路上就把三个结论和事情的经过等都说清楚了，汇报完了正好到国务院。尉健行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你们把事情弄得这么清楚，不错不错，很有成绩。

通过这次事故调查，我觉得不仅弄清了案情，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之后，根据领导指示，我草拟了一份监察机关如何参加重大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意见，经过讨论通过后形成了正式文件下发执行。我的体会就是，要做好纪检工作，必须亲临现场，到一线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虚心向专家、内行学习，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的、客观的结论，也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理。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打铁必须自身硬。像我们这代人，都是战争年代从战场上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后来各方面条件都逐渐好了，但是好的作风不能丢了，更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一年我到湖南出差，住在一个普通宾馆的四人间，说实话条件很一般，天天半夜一两点还有进进出出的人，有时候还有带小孩的。几天以后，处长就找我说，这样不行啊，晚上不能安心休息，白天怎么开展工作，给你换个单人间吧。我说不用换，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太浪费了。虽然按规定能报销，但是咱能给国家节约点就节约点，我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没住单人间。

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我需要经常到别的单位和地方去调研了解情况。有的部委有小食堂，接待的同志就安排我去小食堂吃饭，可我从来不去。因为我是来工作的，就要和大家一起，这样才能打成一片，更好地了解情况。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出差，住在一个招待所，吃饭是在大食堂，伙食就比较差一点儿。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同志就跟我叫苦，说您跟局长说说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饭我们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说，你看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吃，都没说这个饭不好吃，我好意思说我们吃不下去吗？所以别的同志也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一直在那住了两三个月到任务完成。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带好队伍、管好下边。

当时的一室负责联系工业系统，那时领导提出我们不但要查办案件，还要给工业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天津有一家生产果汁的饮料厂。那时候果汁饮料刚有，属于很稀罕的东西，所以卖得很好很火，厂子效益也很好。后来厂子突然向监察部告急，说马上要倒闭，请协助解决困难。接到材料后，领导很重视，就派人到天津实地调查。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他们上级的一个协会要开会，要厂子交会费，实际就是要赞助费，结果因为生产太忙这个厂子就没去参会，也没有交赞助费。于是这个协会就想办法来报复他们，发布一条消息说他们产品不合格。这样一来，就没人买他们的饮料了，而且买了的也都要退货，订单一下没有了，厂子没法生产了，很快就濒临倒闭。

调查清楚以后，很快作出处理，责令这个协会作出深刻检讨，公开道歉，恢复饮料厂的名誉。消息一宣布，订单又来了，也不退货了，马上就恢复生产了，全厂职工一片欢腾，高兴极了。办完事临走的时候，他们厂领导表示，我看你们这么辛苦，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等于救了我们一个厂，我们这也没别的，给你们搬几箱饮料。我们的干部坚决不要，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最后厂领导一再坚持，还是在车上装了一箱，说我们不是给你们送钱、送东西，这个饮料你们都没喝过，叫你们尝一尝我们厂的产品。我们说这千万不行，这样的话我们回去要挨批评的。搬下去后他们不让我们开车，拦着不让走，但最后还是一瓶也没要。

我曾经担任过一室的副主任，干了两年多以后，室主任调到国务院新成立的纠风办，我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又是党支部书记，所以有领班子带队伍的责任，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关心大家个人和家庭生活，同志们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积极努力工作，最终干出工作成绩来还是为集体争得了荣誉。有一次，我们一个副主任因为工作变动调走了，有个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就待不住了，到我这儿说也要求调走。我说你调到那儿去，是平调吗？他说是平调。我说那你何必呢？这样吧，你再干三个月，你觉得不好，无论如何我都放你去。后来没到三个月，他们那个处里缺副处长了，而且他工作确实也很出色，我就建议把他提为副处长。最后领导批准了，这个干部就当了副处长，后来一直干得很好。

我们平时在业务上也抓得很紧。每周一召开室务会，局级领导、处级干部都参加，汇报上周工作，研究安排本周任务。另外就是经常开展业务交流。一室的很多干部这么历练下来都成了业务能手，一室曾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就是我们团队建设成效的侧面印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