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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⑫ 王文芳:纪检监察工作要的就是严细深实

发布时间:2021年03月22日  点击:

    【编者按】在全党正在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时,我们摘选了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传承》一书中的故事,一起听听纪检监察战线“老兵”讲述的个人亲历,感悟纪检监察干部对初心使命的坚守与传承,对纪检监察事业的忠诚与担当。

我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

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胡耀邦同志落实干部政策,开展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从各单位借调一批干部。我当时是教育部中央电视大学的组织处处长。借调是1978年12月29日上报名单,30日就批准了。1979年1月1日到中组部上班,参加接受原“文革”办的中央专案材料工作。不久,借调的30多名干部陆续回单位,从中选了10名干部继续工作,我就被正式调到中组部。

大约搞了四五年时间,中管干部落实完政策之后,我被任命为信访处副处长,继续落实全国各地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那时候信访特别忙,每个人平均一天都要处理八九十封信,满满一筐,每封信都要认真登记处理。1986年我晋升为副局级干部,1987年恢复组建监察部,我们10余名干部被选调参与组建。组织考虑到我是学经济的,任命我为一局副局长(后改为一司副司长),负责联系经济和工业系统有关单位。

1988年1月24日,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且午至邓家村间翻车了。当时正好是春节前夕,列车上人满为患,所以死伤很多,事故造成旅客及铁路职工死亡88人,重伤62人,轻伤140人。我参加这个事故调查工作以后,翻看了好几本现场照片,情况非常凄惨,看了以后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一闭眼那场景都历历在目。

事故发生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要求立即彻底查清。相关部门抓紧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是尉健行同志,副组长一位是时任公安部长王芳,另一位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思卿。具体参与单位有监察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经委、劳动部等,每个单位都派了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公安部刑侦局的一个老局长,我是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是公安部交通局副局长。另外,还设立了一个由8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这8名专家都是从各个铁路局和铁科院选来的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技术力量很强。

要想查清事故原因,就必须到现场去调查。因为事故发生在贵州的大山上,荒无人烟,没水没粮。当时我就向领导请示说我要去,领导也同意了。到那儿之后发现条件确实艰苦,海拔高,气候也很特殊,出太阳的时候穿单衣,晒得脸上蜕皮,一阴天就要穿棉衣。于是我们每人借了一件棉大衣,阴天刮风就穿上。水土也不服,很多人吃了饭就拉肚子。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到实地勘察,跟着专家沿着铁路勘察,火车一来就赶快躲到旁边,火车过了再继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还要继续勘察,晚上组织讨论。每天晚上开完会,还要坐火车到专区去运粮运菜运水,等再坐火车回来天就快亮了,第二天的工作又开始了。所以勘察一个多月,每天在火车上睡觉。

这个事故发生得很奇怪,前面的车头和第一、二节车厢进站了,中间的车厢却翻了,其中有一节车厢从山顶滚到山下都摔碎了。情况比较复杂,总共作过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说事故原因是电线脱落把火车剐翻了。因为那个地方正要通电气火车,当时没通但是线路修好了。调查认为因为风速太大把电线吹断了,吹断了以后火车正好经过,刮到车头上把车剐翻了。但是后来经过研究把这个结论否了,铁科院专家经过多次试验,综合电线的生产技术和质量、疲劳试验等各方面情况,认为当时的大风不可能吹断电线。

第二个结论是司机酒后高速驾车,所以在拐弯处侧翻了。而实际调查的时候司机坚决不承认,另外经过专家根据当时行车记录的速度等数据测算,在拐弯处还达不到翻车的程度。

第三个结论就是我参加的这次调查做出的。当时监察部刚成立,尉健行同志提出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有专业知识,不能外行调查内行。办什么案件你要懂得什么,要钻进去,要向专家学习。我就牢牢记住这条,专家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开会讨论我听,平时聊天我也听。因为涉及很多物理、数学、冶金、材料等方面的知识,不这样做是弄不懂的。经过我们这次勘察,专家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转弯的时候,火车一个部件脱落了,脱落以后掉到铁轨上,列车正好从这个地方经过就发生了侧翻。

出差回来后第二天,尉健行同志的秘书就通知我去汇报。到机关以后,秘书跟我说,不巧,尉健行同志要到国务院去开会,两点钟走,你坐到他车上向他汇报吧。于是我就坐在车上向他汇报。那时候监察部在皂君庙附近办公,到国务院开车得40分钟,我也没拿本,一路上就把三个结论和事情的经过等都说清楚了,汇报完了正好到国务院。尉健行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你们把事情弄得这么清楚,不错不错,很有成绩。

通过这次事故调查,我觉得不仅弄清了案情,也锻炼提高了自己。之后,根据领导指示,我草拟了一份监察机关如何参加重大事故调查和处理的意见,经过讨论通过后形成了正式文件下发执行。我的体会就是,要做好纪检工作,必须亲临现场,到一线认真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虚心向专家、内行学习,这样才能够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的、客观的结论,也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理。

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打铁必须自身硬。像我们这代人,都是战争年代从战场上过来的,什么苦都吃过,后来各方面条件都逐渐好了,但是好的作风不能丢了,更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有一年我到湖南出差,住在一个普通宾馆的四人间,说实话条件很一般,天天半夜一两点还有进进出出的人,有时候还有带小孩的。几天以后,处长就找我说,这样不行啊,晚上不能安心休息,白天怎么开展工作,给你换个单人间吧。我说不用换,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太浪费了。虽然按规定能报销,但是咱能给国家节约点就节约点,我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没住单人间。

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我需要经常到别的单位和地方去调研了解情况。有的部委有小食堂,接待的同志就安排我去小食堂吃饭,可我从来不去。因为我是来工作的,就要和大家一起,这样才能打成一片,更好地了解情况。有一次我们到天津出差,住在一个招待所,吃饭是在大食堂,伙食就比较差一点儿。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同志就跟我叫苦,说您跟局长说说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饭我们实在吃不下去了。我就说,你看局长也是和我们一起吃,都没说这个饭不好吃,我好意思说我们吃不下去吗?所以别的同志也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一直在那住了两三个月到任务完成。领导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带好队伍、管好下边。

当时的一室负责联系工业系统,那时领导提出我们不但要查办案件,还要给工业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天津有一家生产果汁的饮料厂。那时候果汁饮料刚有,属于很稀罕的东西,所以卖得很好很火,厂子效益也很好。后来厂子突然向监察部告急,说马上要倒闭,请协助解决困难。接到材料后,领导很重视,就派人到天津实地调查。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他们上级的一个协会要开会,要厂子交会费,实际就是要赞助费,结果因为生产太忙这个厂子就没去参会,也没有交赞助费。于是这个协会就想办法来报复他们,发布一条消息说他们产品不合格。这样一来,就没人买他们的饮料了,而且买了的也都要退货,订单一下没有了,厂子没法生产了,很快就濒临倒闭。

调查清楚以后,很快作出处理,责令这个协会作出深刻检讨,公开道歉,恢复饮料厂的名誉。消息一宣布,订单又来了,也不退货了,马上就恢复生产了,全厂职工一片欢腾,高兴极了。办完事临走的时候,他们厂领导表示,我看你们这么辛苦,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等于救了我们一个厂,我们这也没别的,给你们搬几箱饮料。我们的干部坚决不要,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最后厂领导一再坚持,还是在车上装了一箱,说我们不是给你们送钱、送东西,这个饮料你们都没喝过,叫你们尝一尝我们厂的产品。我们说这千万不行,这样的话我们回去要挨批评的。搬下去后他们不让我们开车,拦着不让走,但最后还是一瓶也没要。

我曾经担任过一室的副主任,干了两年多以后,室主任调到国务院新成立的纠风办,我是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又是党支部书记,所以有领班子带队伍的责任,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关心大家个人和家庭生活,同志们没有后顾之忧才能积极努力工作,最终干出工作成绩来还是为集体争得了荣誉。有一次,我们一个副主任因为工作变动调走了,有个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干部就待不住了,到我这儿说也要求调走。我说你调到那儿去,是平调吗?他说是平调。我说那你何必呢?这样吧,你再干三个月,你觉得不好,无论如何我都放你去。后来没到三个月,他们那个处里缺副处长了,而且他工作确实也很出色,我就建议把他提为副处长。最后领导批准了,这个干部就当了副处长,后来一直干得很好。

我们平时在业务上也抓得很紧。每周一召开室务会,局级领导、处级干部都参加,汇报上周工作,研究安排本周任务。另外就是经常开展业务交流。一室的很多干部这么历练下来都成了业务能手,一室曾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这就是我们团队建设成效的侧面印证吧。

                                                     来源:《传承——我亲历的中央纪委故事》,中国方正出版社